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
生态自然观：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探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表现。生态文明与生态自然观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文明是生态自然观的应有之义，生态自然观对现今世界生态文明发展及实践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人类通过遵守可持续性、共同性和公平性等原则，通过实施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3.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4.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5.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
6.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作为一种传统思想流派，儒学并无系统性的生态伦理或环境哲学。然而，儒学的很多思想和观点组成了独特的生态观。例如，在宇宙论上，儒家学者提出了由气所推动的整个有机世界重建的图景；
在结构学中，他们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动态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在伦理框架里，他们探讨人和宇宙的关系（天人之际）问题，认定人应该对这一关系负主要的责任。支撑这些观点的是人与其自然环境（“天”）必须和谐而非对立的认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原则。
这一儒家的根本原则是人类中心论的还是生态中心论的呢？现代学者的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儒家的天人统一从本质上说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儒家极为强调人的问题和人的责任，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大同社会。
然而，这一解释并没有完全反映儒家天人统一的核心。我们不否认，儒学大师在他们的形上认识论和宇宙观中，首要考虑的是人自身的利益，但同时儒家学者也极力强调人只不过是大宇宙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人必须顺应宇宙自然的法则，因为是否服从自然律的约束是我们能否达到目的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然中心论的，而非人类中心论。
现代学者对儒家天人合一的第二种解释是该原则既不是人类中心论的也不是自然中心论的，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同等重要。表面看起来，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似乎抓住了儒家学说的本质，并且确实指出了儒家是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中，而不是在它们的两分或对立中寻求人和天各自的意义与价值。
对儒家有关人类与宇宙关系思想的这种阐释，激发了现代环境活动家与思想家的不少想象。他们认为，这一思想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勾勒出了一种新哲学和新方向。
然而，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们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儒家生态观的复杂本质。从表面上看，“天人合一”似乎既没有明确强调分割人与天的存在。
然而，看一看有关天人关系的各种表述，我们就会明白“天人合一”原则并非一元的；它涵盖了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所有因素，把两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观点内含于一个系统中。
“天”与“人”真的自相矛盾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儒家如何能把两个互相矛盾的要素统一于一个原则中，使之成为儒家形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说的核心理念的呢？
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说的，一是从准宗教和超自然的层面，二是从实践和伦理层面。这两个层面经儒学家们灵活解释而整合为一个原则。
“天”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超自然的和自然的两重维度，我们可以大致表述为“上天”和“自然”。作为“上天”，“天”是指一种终极的存在、动力和力量，给人和自然界提供精神的、超自然的源泉和制约。
因而，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是指一种宗教和形上学的理想，在这里人遵从上天的旨意（天命）或“自然法”（“道”）以“成己”，“成人”，“成物”（《中庸》）。另一方面，作为自然，“天”代表存在于人之外既对人形成制约也为人提供生命必需品和物质条件。在此意义上，天人的统一是指导人类行为的生态和伦理准则。
教育生态观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施策略，它是一种系统观、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下的教育观。其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实质是把教育发展看作是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儒家生态观点：天人合一
儒家环境伦理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这个观点基础上的，这个观点强调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而不是疏远的。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观点给中国人的一个认识就是生活于天地之间的人都倾向于群居而不是疏远。应该指出的是，儒家传统中“天”基本上是物理自然的另一种称呼，与神没有什么关系，天和地就是世间所有事物的统称。
“天人合一”观点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缺乏对“超越”的信奉。犹太—基督教中那种“创造者”的概念在中国神话和哲学中的缺失，都解释了中国人在描述人与自然关系时为什么没有如创造者—被创造者、主体—客体的二分概念，即使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宇宙概念，也没有任何“超越”的特征和迹象。
中国人宇宙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没有线性的时间概念，这要求确定一个唯一的开端，而所有的过程都伴随其后；也不认为在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他们认为，每一个特殊情况都是另外一种情况的结果，每一个特殊情况都是自己决定或被另一种特殊情况所决定。
对中国人来说，宇宙不是由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也不是其自身创造的，宇宙被视为一个自生的生物的有机过程，由此马克·埃尔文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也许是与世界分离的缺失，中国自身的明确的边缘定义稍微少于西方。”
对中国人来说，生命既不是再见的泪水，也不是试验场地，而是一个家，在这个意义上，宇宙中的生活才是最美丽的。正如8世纪的中国诗人杜甫在诗中所描述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这一主题不仅根植于中国哲学与中国诗歌中，而且还根植于中国的书画中。
自然有自发自生的生命力量
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力量。作为一个生命力，它具有连续性、整体性和活动性，它是不停止的和无穷无尽的、始终如一的和永远变化的，转换和展开着新的轮廓、新的形式和新的生命。用《中庸》的话来说就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天体有规则的运动和四季相继变化都是自然作为创造力和生命的源泉起作用的表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变化、运行、继承和增长被认为是天的美德，虽然天不说话，但人们敬畏它的高；地也不说话，而人们敬畏它的厚；尽管四季也不说话，但人们观察到它的连续。这些“有常”的发生是由于天地和四季都具有完美的“诚”，而“诚”是自然的德性。
但自然不是一个造物主，因为那将包含着主体谨慎的计划和意愿。自然缺少谨慎和计划，这正好解释为什么自然界存在着不完美的事物。然而，尽管不完美，自然也会永远处于一个变化、转变和创新的过程中。
同样的，人生如自然一样是一个不断培养和转化的过程。根据传统儒家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孟子的观点，人生来就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四种心，当其得到充分发展时，就会变成“仁”、“义”、“礼”、“智”四种基本的美德。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四端”犹如有四肢，对一个拥有“四心”的人来说，否认自己的潜能就是自暴自弃。
儒家传统认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要想成为一个仁德的人，人就必须尽力完善自己，一个人必须培养自己以便充分发展自己潜在的德性，并且以宇宙中自然发展的方式丰富自己的德性，使其繁荣。
天道与人道的区别
但是在天道与人道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如前所述，自然之道是自然状态，缺少有意识的意愿和慎重、选择和反思。只有人才具有孟子人性论中所谓的良知良能，人有责任通过道德判断的练习来纠正盲目的行为。人有视力，能分辨非正义和错误；人有听觉，能够注意到遭受的痛；人会说话，能够清楚地表达对宇宙中好与坏的判断；人能够通过文化建设、政府和制度建设来矫正政府管理的弊端。
《中庸》的开篇，叙述了一个支配一切的原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引用《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更深入地解释了与自然相关的人的作用。人与自然分别有不同的领域和功能。在儒家传统中，人与自然的领域和功能不同是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特征。如果我们不尊重自然，我们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人类的领域，我们就不能正确行使人的能力和职责。
一个负责任的人不应抑制自己去纠正自然的从道德上看无意志的行为，但是一个按儒家道德规范行动的负责任的人，他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有序的。更重要的是，人有道德的潜能，不仅要践行知识，而且要践行道德。
如果人真正遵守道德法则，而不是滥用、伤害或破坏自然，人与自然在天地间各行其道，就能够形成一个没有竞争，又不必担忧被相互取代的和谐的三位一体的格局。这确实可以用荀子的话来描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玉兰又名木兰、白玉兰等，为我国著名的早春花木，因玉兰花“色白微碧，香味似兰”，故称玉兰。我国以木兰属植物栽培于园林，历史悠久，至少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花博园区内的“玉兰园”中设置了樱花大道、朝露广场、玉兰亭等景观集中展示上海市花玉兰，遵循海派园林风格，体现人与自然相融、生态崇明理念。
生态伦理是生态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学者以环境伦理学的形式展开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提倡自然权利论和内在价值论，即所谓的生态自然观。其主张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公民，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人类和大自然其他构成者在生态上是平等的；人类不仅要尊重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任何一种行为，只有当他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时，才是正确的；人和自然之间要协调发展，共同进化。
1、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树成荫而众鸟息焉，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得地则生，失地则死。——《荀子致士》战国·荀子。
2、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常不足。——《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
3、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首时》秦·吕不韦。
4、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篇》战国·荀子。
5、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春秋。
秦国法律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到夏季七月期间，不得进山砍伐林木，堵塞林门水道，不准诱捕鸟兽。
西汉以后的统治者对环境的保护也相当重视。西汉文帝曾下诏劝民种树，景帝也曾下诏“劝农垦，益种树”，东汉时，人们还发明了最早的环卫机械--垃圾翻斗车和洒水车，在城市里设置卫生“都厕”（即公共厕所）。当时对随地吐痰的危害性亦有很高的认识。传说，东汉末年，曹操曾送给汉献帝一个精致的唾壶，请其“吐痰于盂”。
到了北宋，京都开封开始设立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机构--街道司，专管城市街道的清扫和积水的疏导工作。南宋时，都城杭州每日都有“扫街盘垃圾者”。明代，城市配置了专职清洁工。在太平天国时期，明文规定“兴乡兵，大村多设，小村少设，日间管理各户洒扫街渠，以免秽毒伤人”。
从最基本的禁止乱砍滥伐，到有意识地劝农植树，足可见古人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关系认识之深刻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规划”要遵循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绿色理念的贯彻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为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我们认为要认清一个现实—生态危机的客观现实;明晰一个概念一生态文明的概念;瞄准一个目标——美丽中国的目标把握一个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抓住一个关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重视一个教育——环境教育
一、认清生态危机的客观现实。
首先要认清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对我国的生态危机,党的十七大的提法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党的十八大的提法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加剧着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短板”成为了新的国情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并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
正是基于对生态危机严重形势的正确判断正是基于对生态危机严重形势倒逼压力的应对,我党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举措。只有认清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才能增强我们的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而明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
其次要认清生态危机的人为性。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源于我们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育方式。我们曾向世界宣示中国绝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结果呢?只有认清生态危机的人为性才能促使我们反省和反思,懂得解铃还须系铃人,抑制生态危机全靠我们自己的道理从而提高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针对性。
最后要认清生态危机的复杂性。生态危机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它只是工业文明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类所遭遇的危机之一人类还遭遇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
二、明晰一个概念一生态文明的概念。
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并将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概念相并列。这是关于生态文明的小概念。党的十八大专章阐述生态文明,并作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必须立足一个新时代的高度对生态文明作出理解,并着眼全局和长远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回答是它乃一种继工业文明之后,对工业文明加以扬弃的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这是关于生态文明的大概念。工业文明或者说旧有的工业文明被扬弃是历史趋势因为它的内在规定引发生态危机在它的框架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摆脱生态危机,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文明转型。对于中国而言要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并使之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同步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三、瞄准美丽中国的目标。
美丽中国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复兴之中国不仅是繁荣富强的中国、民主法治的中国、安康率福的中国而且是美丽的中国或者说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中国。只讲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不讲生态良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讲生态良好,不讲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都未能全面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生产发展不但是畸形的而且最终会垮下来而生活富裕不仅指生活资料的丰富,涉及衣、食、住、行、游、乐等方面而且指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质量理所当然包括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空气质量、淡水质量、食品质量等而这一切都要以良好的生态作为基本保障。
总之美丽中国就是生态良好的中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中国。良好的生态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社我们要遵循习近平同志的教导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它。
四、把握“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把握以及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以统筹推进"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首先"五位”相互区别、相对独立都有自身特殊的任务与要求都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不能混为一谈。其次,“五位”是“一体”中的“五位”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正因为如此脱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空中阁。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应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自身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因为,生态文明建设规定了其他四大建设的内容、原则和方向,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迫切需要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运大计民意所在民心所向。
五、抓住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 。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指出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并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明确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等8个方面。
六、重视环境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人。无论是从生态危机的成因来看—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还是从建设生态文明的祈愿来看——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为人性,生态文明建设都关键在人,因而要依靠人,依靠具有生态化人格的人。生态化人格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冒出来的,他们的造就离不开教育——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域观之,对于环境教育的认识应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它是一种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环境教育以生态化人格的培养为目标。
其次,它是一种综合教育,既包含环境专业教育,又包含非环境专业教育既包含“关于环境的教育”,又包含“为了环境”和“在环境中的教育”——即它不仅注重环境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且注重对环境之价值、信念的灌输,以及对环境的体验与情感,强调通过贴近自然,走进自然去了解环境、关心环境,自觉践行对环境的保护。
再次,它是一种终身教育贯穿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且有赖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联动、配合。
